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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曲《松花江上》，勾起了多少沉重的过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为白山黑水燃起的抗日烽火而歌唱。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4周年。历史是现实的向导，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再思“九一八”，是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冷静思考，是为了让历史照亮未来前行的路。
日寇铁蹄踏沈阳 山河破碎国土殇
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服从东北政府，改易旗帜”后，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他们叫嚷：中国开港筑路侵犯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到了下决心“解决满蒙问题”的时候了。为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六七百米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诬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云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关东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关东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关东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日军主力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神州群英多义勇 披肝沥胆谱春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大陆政策”，吞并“满蒙”，征服“支那”、称霸亚洲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严重侵略步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危难关头，是中国***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华民族利益至上。为捍卫领土主权，“九一八事变”翌日，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了事变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随即，中共中央于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郑重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接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指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1935年8月和11月，中共连续发表宣言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体人民总动员，……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独立自主，依靠民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不是奋起抗争，而是诉诸国际联盟，鼓吹“以公理对强权”，幻想“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国际联盟尽管不愿日本独占东北，要求限期撤兵，但它并非为了维护国际正义，而是企图利益均沾、实行共管，这实际上纵容了日军侵华行径。日本无视国际联盟“裁决”，一意孤行，乃至退出国际联盟，为所欲为肆意侵略。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本侵略者的冲突，不仅对爱国将士的抗日斗争不予支持，对波澜壮阔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也极力压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则对爱国将士英勇斗争掀起的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给予了各种形式直接间接的支持和援助，同时还号召支持各界组建了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等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团结御侮，同仇敌忾。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利用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的机会。而中国要战胜强大的侵略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中国***和红军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主动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意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3年春，在中国***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冯玉祥部与***联合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察哈尔抗战的高潮，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和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斗争。在华北事变民族危急的严峻时刻，中国***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变“剿共”为“联共”，结成“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团结御侮的力量。在中国***的倡导下，在全国各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的推动下，***政府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从而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奋起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委派周保中、杨靖宇等赴东北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并领导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冰天雪地的极端艰险环境下顽强地坚持抗战，创建游击根据地、开辟游击区，与日本关东军、伪满军进行着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广大抗联指战员在孤悬敌后，与关内军民和党中央隔绝的条件下，于冰天雪地之中，在食不果腹、衣不暖身，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以简陋武器与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日本关东军、伪满军展开长期、持久游击战争。他们不畏流血牺牲，主动出击，攻袭敌占街市、突击日军据点、破坏敌人交通、通信，捣毁日伪统治机关，迫使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其战略后方，消耗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使其反动统治不得安宁。东北抗联及抗日义勇军在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成百上千次战斗，消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撼动着日伪的反动统治，牵制大批日军使其不能入关南下，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
三秦大地举烽火 全民抗战气如虹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三秦大地迅速蓬勃兴起。1931年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9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反帝运动组织，举行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游行。
10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10月30日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陕西民众书》，11月15日发出《关于反日救国会工作大纲》，号召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指出反日救国会是反帝运动中各阶层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组织，要在其中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争取、教育群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从9月下旬起，陕西各界纷纷行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各地先后举行有数千乃至数万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抵制日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在关中地区，西安民众六七万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西安中小学教职工代表集会，要求南京政府惩办贻误外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和不战而退兵关内的东北军首领。韩城返乡学生和小学教师成立农民夜校，组织话剧团，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潼关县3万民众举行抗日救国运动大会，通过了《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惩办辱国外交当局》《组织救国铁血团》等项决议案。从西安到各县，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反日救国会、铁血团、牺牲团等纷纷建立，遍及三秦大地。
在陕南，汉中各校师生结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痛斥日军侵略暴行，宣告成立“汉中学生抗日外交后援会”，在中共汉中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游行示威，声援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宣传抗日救国。1931年11月12日，汉中各界人士和学生在北校场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中共陕南特卫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爱国口号。在安康，各界民众自发组织成立“安康各界抵制仇货委员会”，创办《雪耻报》，宣传抗日救国。在商洛，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商县、镇安、柞水、龙驹寨等地，广大爱国人士和热血师生纷纷上街游行，高呼“驱除日寇，保我中华”等口号。1932年4月，镇安县城千余人集会，西安十多名爱国学生到会，宣传教唱《铁血歌》《渔光曲》等抗日歌曲。女子小学教师姜惠茹代表妇女界讲话，声讨日寇罪行。
日寇铁蹄踏沈阳 山河破碎国土殇
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服从东北政府，改易旗帜”后，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他们叫嚷：中国开港筑路侵犯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到了下决心“解决满蒙问题”的时候了。为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六七百米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诬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云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关东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关东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关东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日军主力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神州群英多义勇 披肝沥胆谱春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大陆政策”，吞并“满蒙”，征服“支那”、称霸亚洲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严重侵略步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危难关头，是中国***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华民族利益至上。为捍卫领土主权，“九一八事变”翌日，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了事变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随即，中共中央于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郑重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接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指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1935年8月和11月，中共连续发表宣言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体人民总动员，……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独立自主，依靠民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不是奋起抗争，而是诉诸国际联盟，鼓吹“以公理对强权”，幻想“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国际联盟尽管不愿日本独占东北，要求限期撤兵，但它并非为了维护国际正义，而是企图利益均沾、实行共管，这实际上纵容了日军侵华行径。日本无视国际联盟“裁决”，一意孤行，乃至退出国际联盟，为所欲为肆意侵略。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本侵略者的冲突，不仅对爱国将士的抗日斗争不予支持，对波澜壮阔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也极力压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则对爱国将士英勇斗争掀起的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给予了各种形式直接间接的支持和援助，同时还号召支持各界组建了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等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团结御侮，同仇敌忾。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利用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的机会。而中国要战胜强大的侵略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中国***和红军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主动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意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3年春，在中国***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冯玉祥部与***联合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察哈尔抗战的高潮，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和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斗争。在华北事变民族危急的严峻时刻，中国***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变“剿共”为“联共”，结成“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团结御侮的力量。在中国***的倡导下，在全国各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的推动下，***政府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从而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奋起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委派周保中、杨靖宇等赴东北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并领导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冰天雪地的极端艰险环境下顽强地坚持抗战，创建游击根据地、开辟游击区，与日本关东军、伪满军进行着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广大抗联指战员在孤悬敌后，与关内军民和党中央隔绝的条件下，于冰天雪地之中，在食不果腹、衣不暖身，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以简陋武器与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日本关东军、伪满军展开长期、持久游击战争。他们不畏流血牺牲，主动出击，攻袭敌占街市、突击日军据点、破坏敌人交通、通信，捣毁日伪统治机关，迫使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其战略后方，消耗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使其反动统治不得安宁。东北抗联及抗日义勇军在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成百上千次战斗，消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撼动着日伪的反动统治，牵制大批日军使其不能入关南下，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
三秦大地举烽火 全民抗战气如虹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三秦大地迅速蓬勃兴起。1931年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9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反帝运动组织，举行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游行。
10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10月30日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陕西民众书》，11月15日发出《关于反日救国会工作大纲》，号召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指出反日救国会是反帝运动中各阶层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组织，要在其中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争取、教育群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从9月下旬起，陕西各界纷纷行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各地先后举行有数千乃至数万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抵制日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在关中地区，西安民众六七万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西安中小学教职工代表集会，要求南京政府惩办贻误外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和不战而退兵关内的东北军首领。韩城返乡学生和小学教师成立农民夜校，组织话剧团，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潼关县3万民众举行抗日救国运动大会，通过了《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惩办辱国外交当局》《组织救国铁血团》等项决议案。从西安到各县，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反日救国会、铁血团、牺牲团等纷纷建立，遍及三秦大地。
在陕南，汉中各校师生结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痛斥日军侵略暴行，宣告成立“汉中学生抗日外交后援会”，在中共汉中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游行示威，声援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宣传抗日救国。1931年11月12日，汉中各界人士和学生在北校场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中共陕南特卫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爱国口号。在安康，各界民众自发组织成立“安康各界抵制仇货委员会”，创办《雪耻报》，宣传抗日救国。在商洛，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商县、镇安、柞水、龙驹寨等地，广大爱国人士和热血师生纷纷上街游行，高呼“驱除日寇，保我中华”等口号。1932年4月，镇安县城千余人集会，西安十多名爱国学生到会，宣传教唱《铁血歌》《渔光曲》等抗日歌曲。女子小学教师姜惠茹代表妇女界讲话，声讨日寇罪行。
